唐德刚:文学革命的省思

信息来源:儿童读经网  浏览:1285次  添加时间: 2010-08-26 16:19:01
    编者按:本文选录自唐德刚译注之《胡适口述自传》第一七六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曾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用英语自述他的生平。后经其学生唐德刚先生译为中文,唐先生极为尊崇胡适,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附在本书之中。本文便是胡适谈到在民国九年,他建议政府以“白话”教育代替“古文”教育,掀起一场“文字革命的胜利”时。唐德刚所作的一段长注。 

    第一,文学革命和其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人”,才能作“盖棺之论”。中国的文学革命,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 

    第二, 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cuinei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福是祸,亲身感受,最为真切。 

    笔者不敏,便生在“祸福身受”这一辈之中。所以近年来个人论胡之作虽然已写了数十万字,久思搁笔,然在刘绍唐先生和一些严肃批评指教的前辈、平辈和晚辈读者们的鼓励之下,稍有管见,仍不敢藏拙,也是这个道理。 

    请先从个人亲身的感受说起: 

    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遗留的封建称呼,瞌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底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姐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
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这所小学是两位留美乡绅筹款设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楼房。操场上“足篮排网”一应俱全。校舍内“图书馆”、“实验室”也应有尽有。笔者等三个土孩子初入此“洋学堂”,真是眼花撩乱,自惭土气熏人。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纪》。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它“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 

    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 

    我们上学去。 

    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 

    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 

    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先生北大里“成熟学生”所翻译的,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珂”写的《时光老人》。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
时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无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 

    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份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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