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

信息来源:儿童读经网  浏览:1166次  添加时间: 2010-08-28 09:32:26

                        ──七十一年十一月三日讲于师大「人文学社」 
王邦雄  


一、前言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在那里?这「世界」是特殊的定义,是指我们精神的宇宙、无形的天地、心灵的世界,来自于文化传统与哲学宗教的世界。当代新儒家就是为我们将失落已久的世界,重新的找回来。中国的世界在那里?我觉得人的生命都要通过文化传统来看它,才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也才能跟过去接续起来,不再是孤零零的现在,而是过去的绵延,这个接续让自己的生命茁壮起来,不再是只站在当前的某一点,而是整个历史传统的成长过程直接与生命通贯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当前应有的方向,去开展未来的生命。我们总是有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从传统来的,那么所谓的「当代」呢?我们讲当代好像很有现代感、很有冲击力、很有挑战性,很多青年朋友很喜欢挑战,但是就一个国家、就一个社会来说的话,一个传统的世界崩溃了,绝对不是一个很有现代感、挑战性的事。所以,面对所谓的「当代」,真是充满了悲剧情怀。我对当代的界定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今天我试图通过整个中国学术长流的发展,来看当代中国人的处境,并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反省中,来看当代新儒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生命精神的开展。
 
二、当代中国人的处境 
 
    当代,概括的说就是清末民初,是数千年来的一大变局,那么这个变局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从政治社会的转型,二从思想文化的交流。从政治社会的转型来看,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转型的时期,第一个是殷周之际,最大的不同是从氏族社会的部落政治转向宗法社会的封建政治,关键人物是周公。第二个在周秦之际,由贵族封建政治转向君主专制政治,关键人物是秦始皇(秦始皇画天下为郡县,把诸侯分治的制度,转变为郡县直属中央的政治,所以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很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书同文、车同轨很重要,假定书不同文、车不同轨,中国很可能一如欧洲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所以秦始皇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很有贡献)。第三个是清末民初,由君主专制的政治转向民主立宪的政治,关键人物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政治社会急速转型的一个时代。
  
    另外,我们从学术文化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有两度异文化进入中国。第一度是印度文化进入中国,中国通过南北朝、隋唐将近六百年的时间,来消化印度佛学和印度文化,我们很成功的消化了印度佛学和印度文化,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第二度异文化走进中国,是西方的文化,这是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从科技器物而政治制度,再到宗教信仰,一波又一波的,层次逐渐加深的西潮东渐,冲击这个古老的文化大国。今天我们讲的当代,就是政治社会的急速转型和西潮东渐全面消化西方文化的时期。整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导致政治社会的转型,这是就政经层面来说的,而影响最深的是来自于西方的心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宗教,所以整个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崩溃了,就是我们几千年来存在的那个世界已经破灭不见了,我们被抛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造成我们形上世界的迷失、价值的迷失,因为我们都存在于某一个世界观里,而这个世界观会决定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人生的价值是看我们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世界里,也就是人在这世界的地位到底怎样而定。过去的中国人活在一个和谐有机的哲学和价值体系中,我们把人生放在这个天地间去决定我们的方向,所以整个传统世界观崩溃了,中国人有如天地的弃儿,在人间流浪,而无家可归,造成我们存在的迷失,不晓得该何去何从。我们看中国近百年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运\动,革命是成功了,建国却失败,一个民主宪政的政治,遭遇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然后是军阀割据;对日抗战胜利以后,是国共分裂,一直到今天,所以一个政治社会的转型不是那么容易的。政治社会的转型有待思想文化的推动,不具备思想文化的条件,政治社会的转型是难竟全功的,而且会有很多的迂回、曲折、扭曲、变质的发展,民主没有生根,科学也没有生根,所以尽管中国人在当代政治社会的奋斗是一波又一波地,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们成功的果实流失了。我觉得这是因为没有在思想文化的层次预作疏导的工作,才导致政治转型的困难,所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后来用心在心理建设,以为补救;并在宪政实行不能成功之际,加上军政、训政两时期做为过渡。我们亟待思想文化的建设,才能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一个民主宪政的政治。 

三、当代新儒家的界定  

    当代中国思想界,大略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保守主义(无本的习惯的)的传统派,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任公、刘师培、严复等人;另一派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代表人物有胡适之、吴稚晖等人;第三派是激进主义的俄化派,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三派壁垒分明,造成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迂回、曲折。康梁的维新运动是学日本的,西化派学美国,俄化派学苏俄,从这些派别可以看出近代史的转向曲折。当代新儒家若跟西化派、俄化派比较的话,它应该是传统派的,因它不是西化派也不是俄化派,所以相对于这两派来说,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若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来比较的话,他们又不是保守主义的传统派,因为保守主义的传统派,包括国粹派、保皇派、保教派,当代新儒家不属于保皇、国粹、保教派,但他们根源于传统,又立身于现代,所以我们在比较中,发觉很难把当代新儒家归到这三派中的任何一派。假如一定要归属的话,那么他们似是保守主义的传统派,假若跟那些保皇、保教、国粹等人士来比较的话,他们又不是保守派。因此可名之曰超越地立本的传统派。中山先生也不是那三派的一派,中山先生所关怀的是政经制度的改革和创建,当代新儒家关怀的是思想文化的层次,怎样把传统中国推向现代?怎样使中国从传统走出来,使传统继续开展,继续生根而成为现代的中国?当代被认为比较稳健的两派,一派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建国运\动,另一派是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文化运\动。所谓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前辈有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主力中坚人物有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他们被列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等三位先生是熊先生的弟子,但熊、梁两位先生讲儒学,是通过印度佛学来说的,透显儒家是通过印度佛学来说的,而张、牟、唐、徐他们四位先生是透过当代西方哲学来说的。我们知道中国消化佛学在是南北朝隋唐,这个消化到了宋明儒家已经告一段落,梁、熊两位先生由佛显儒来讲当代中国文化,他们的心态比较接近宋明儒家的心态,因为宋明儒家是消化佛学的时代,但是目前中国是立身于当代,当代面对的异文化的冲击是来自西方的文化。所以就时代来说,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文化,而不是印度佛学、印度文化,所以我们觉得熊、梁两位先生的当代感比较缺乏,传统的郁积很重很厚,但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他们两位所反省、所承担的是不及其它四位先生,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张、牟、徐、唐四位先生联合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这宣言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思想的总纲,代表中国传统面对西潮东渐之后最强有力的文化响应,今天我们所讲的新儒家,就是以他们四位先生为代表,我这里所讲的就是根据「中国文化与世界」这篇宣言来说明这个论点,这篇宣言是唐君毅先生主稿,再由张君劢先生、牟宗三先生,与徐复观先生等书信往还修正,而共同发表,这篇文章收在唐先生的「中华民族的花果飘零」一书的附录,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性的文献。  

    当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政治社会的转型如何?一个异文化的冲击,我们要怎样消化?这是二为一的问题,我们政治社会的转型,颇多迂回曲折,就是因为思想文化不能移发挥疏导的功能,而政治社会的转型,这个冲击力是从西潮东渐来的,因为西方文化来了,迫使中国走向一个政治社会的转型,所以整个来自西方的冲击力。 

四、儒学传统的三个阶段 

  谈到当代新儒家,要对中国儒家的传统有一个分期。所谓当代新儒家,是相对于宋明新儒家说的,宋明儒学也叫新儒家,所以当代儒学要称为当代新儒家,以免误为是讲宋明儒学。宋明新儒家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家而说的,所以有原始的儒家、宋明新儒家、当代新儒家,这是儒家传统的三个分期。我刚刚说过,要了解当代的中国,一定要了解中国的传统,因为历史对我们很重要,就一个人来说,成长过程也是很重要的,你的乡土、你的童年很重要,你忘掉它的话,你的生命就会跟过去不接续,你变成孤零零的现在;孤零零的现在,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生命也就没有什么非此不可的必然性。我们的生命力、我们价值的根源,是要从过去通到现在接续起来。  

    (一)先秦原始儒家  

    先秦原始儒家要从孔子说起,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周文崩坏的时代,周文崩坏是礼坏乐崩,周公制礼作乐,殷周之际政治社会的转型,封建宗法是周公一手建立的,他一手开出八百年周王朝的天下。但是到了东周以后礼坏了乐崩了,所以孔子的问题是礼乐,是代表当时的一个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礼乐就是当时中国人的世界,不光是周王朝的制度,它代表了整个中国人的世界、价值和轨道。礼坏乐崩,孔子要重建礼乐、要复活礼乐。他有两条路:第一条他从人性的内在找到它的源头,那就是仁,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的崩坏,就是礼乐的制度没有真情实感,没有内在的实质,所以礼乐变成空的虚文,任何的礼没有真实的感情,那个礼即成虚假,完全变成一个空壳,一个模套,所以孔子要重建礼乐。要重建礼乐,是要重建整个周王朝时中国人的世界,他找到仁心的内在源头,在人性里找到根柢源头,假定一个人没有仁心,没有真情感的话,礼乐就死掉,不再能复活了,这是孔子在普遍人性找到的根据。第二条路,他从历史文化找到根源,因为「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所以周文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传统,重建礼乐就是重建中国文化,这两个根据很重要,是代表儒家两大方向。周因于殷,殷因于夏,源远流长,所以孔子的奋斗,不只是他自己的奋斗,也是整个时代的,全体中国人的奋斗。周文的世界,是从夏商两代而来的世界,等于是中国文化之传统的世界。孔子要承续这个世界,遂转而在普遍的人性基底里找到当时礼乐的根源。人性基底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历史文化的传统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所以儒家树立两纲领: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真实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什么地方?一边讲人禽之辨,一边讲夷夏之防。人之所以为人,是普遍的人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指特殊性的文化,因为文化是在中国这个土地开展,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自觉的传承与延续,此与西方文化大有不同。此后孟子发展人之所以为人这条道路。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孟子把天下事完全收归在每一个人的良心跟本性里面,认为只有人的心才是可依据的,因为外在崩坏,外在的价值模式都垮了,唯一不垮的是良知与本性,所以要求每一个人站出来,通过自己的良心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孟子说性善良知,他重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庄严的那条道路。荀子讲性恶,他所发展的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那条道路,所以他讲礼义之统,礼义之统代表中国百王治道的传统。所以一个发展仁,一个发展礼,礼义之统是指历代的周礼、殷礼、夏礼,礼代表文化的传统,仁代表人性的尊严,这是先秦儒家。由是可见,先秦儒家的问题是内圣的问题,因为外王是礼乐,而周公制礼作乐,礼坏乐崩是人性的真实不显,孔子的问题是认为平民、贵族都平等,人人有仁心,所以人性平等、政治平等,所以礼乐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周公来说的话,礼乐是属于贵族的生活形式,政刑则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这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对象是人民,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对象则是贵族。孔子打破了治道的两层区分。本来是「礼不下庶人」,礼是属于贵族卿大夫;另外则「刑不上大夫」,因为在他们周王朝的血缘关系里,天下是私家的,是有亲疏贵*的不平等。庶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们受制于政刑,贵族则是礼乐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反对,所以孔子主张应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不仅平等,而且「有耻且格」。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则「民免而无耻」。所以孔子伟大的地方,在他跳开周公王室贵族的特殊立场,从人的普遍性证显每一个人都有仁心,所以每人皆高贵。此不仅让礼乐有内在的根基,而且他开出中国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走向政治的平等。到了秦汉以后,中国没有阶级的画分,我认为重要的转变是从孔子来。  

    (二)宋明新儒家  

    再看宋明新儒家。先秦儒家分做孟荀两派。两汉把心性哲学落实在政治社会的制度,即所谓的复古更化、所谓的明经致用。汉儒把先秦儒家的精神落在政治社会的结构中,此难免会有了权力的污染,与名利的扭曲。因此儒家的本来精神不能修彰显,董仲舒为了向帝王说教,遂加入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说法。所以纯正的儒家精神不显。通过两汉到魏晋是所谓新道家的时代,知识分子从政治脱离,回归山水田园,清谈玄理(老子、庄子跟易经)。因此魏晋的玄学开展,间接的把佛学引进中国。此后的南北朝到隋唐,思想界属于佛学的天下。佛学到了唐末大盛,到了唐末是禅宗大盛,天下却大乱。两汉以来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开始失落,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特质不见了,而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尊严也不显,由是可知佛学佛教根本不能治国平天下,也不能讲文化传统。今天我希望每一个人抛开自己宗教信仰的立场,不要因为你是中道学社的一员,听了我对佛学的评论就不高兴,希望你能抛开自己的信仰,站在文化传统的立场来看当代中国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无关家国天下与历史文化的未来发展,我们今天超越一切宗教的派别,就传统中国来看当代中国。我有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不喜欢引起情绪的反应,我绝对尊重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今天我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包括政治社会的建构开展。到了唐末天下大乱,而禅宗救不了。我澄清一下意思,我不是以禅宗大盛做为唐末天下大乱的原因,仅仅是说禅宗佛教无力救唐末五代的天下大乱。此暴露出佛教佛学对文化整体而言,毕竟是有所欠缺不足,不能一如儒家立人文之大本,开人文之全局。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整个乱了,人伦垮掉了,是人文最没落、人格尊严普遍流失的时代,而禅宗救不了五代十国的这种混乱局面。是啊!佛学讲出世、讲普渡众生,但你要渡到什么地方?我请问你,还不是登到涅盘彼岸。你登到彼岸,但不能救此岸的国家天下,这不是个很清楚的问题么?你的救世精神是一回事,但你把人救到什么地方去是另外一回事。儒家则是把人救到这个政治社会上来,不是救到另一个彼岸。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佛学是不能处理政治社会问题。它的价值在可以化解生命苦痛的问题、处理死生及人的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处理家国天下的问题,不能处理文化传统的问题,因为文化传统的主流是儒家,不是印度佛学。 
 
    五代十国天下最乱的时候,而中国禅宗大盛,可见禅宗救不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所以宋明儒家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文化问题,整个南北朝到隋唐都是佛教的天下,请问中国的世界呢?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什么地方?人总是要有道德意识、道德感情啊!总是要顶天立地在人间做一个很庄严的人!所以不管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观点或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观点,宋明儒家要把中国文化带回到先秦儒家的本有精神上去。唐朝韩愈开始排佛运\动,这是中国人民族文化自觉的先声,因为从东汉以下至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中国人只晓得人生是苦的,处理的是人存在困境的问题。人存在困境的问题,宗教可以消解,但是当我们面对家国天下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时,我们才发觉宗教不能解决。因为我们不是光有苦难要解脱,而是中国文化要找到一个方向。因此这个时候宋明儒家站出来了,他们要回到先秦原始儒家,他们整个的哲学都通过中庸、易传、大学,然后回到论孟,再透过论孟来界定大学、中庸、易传的性格。讲大学、中庸、易传是为了对抗佛老,佛老不仅明心见性,且对世界的缘起有一根源的解释,而中庸、易传的宇宙论与心性论,是比较深入开阔,因此开始通过易传、中庸,后来是大学,然后直追论孟来对抗佛老,这是宋明新儒家,他们的根本立场在贞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尊严,并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特质。
  
    (三)当代新儒家──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反省  

    我们再看当代新儒家的处境。就文化而言,可以通过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个是科技器物的层次,第二个是政经制度的层次,第三个是精神理念的层次。这三个本属一体,在精神理念下发为政经制度,再往下成立科技器物的建构。然而在文化的交流中,我们首先接触到对方的科技器物,再考察他们的政经制度,最后才能够深入体会他们的精神理念。所谓当代,是从鸦片战争西潮东渐开始,所以我们就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情势发展,来看当代中国人的处境、看当代新儒家的处境。我们知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跟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势,是大有不同的。印度的佛门高僧到中国来主持译经的工作,中国的佛门高僧也到印度去取经研究,且中国是以本土的道家与儒家的心灵智慧,跟印度佛学照面接触,所以很快激发出智慧的火花。文化的交流是在高阶层进行,尽管印度佛学只在宗教上、精神理念的层次影响中国。西方文化却通过资本主义跟帝国主义而打进中国。远在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等人东来和朝廷大臣徐光启、李之藻等交游,他们是比较高层次的会面。后来清军入关,此一管道渐渐断了,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皇帝,都有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但是雍正皇帝时,罗马教廷下令中国信徒不能祭拜祖先,满州人虽非汉人,但他们认同中国文化的传统,且具有使命感,看到西方宗教蔑视了中国本土文化,否定中国伦理,立即关闭教堂,驱逐传教士,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此中断。我们对西方的宗教,感到很不愉快,中西文化的机缘也被斩断,这个斩断对中国很不利,阻碍了中国吸收西方的新知技术。不管是战争或是通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一开始是通过科技器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首先看到西方科技器物的优越。曾、左、李、胡开展的洋务运\动,就是学他们的科技,像造船厂、织布局这方面的设置。又当时中国的海军吨位号称世界第八位,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一战就垮了。康梁发现小日本击败大中华,这是很大的震撼。日本也算是夷狄之邦,但夷狄打败了天朝上国,让我们很受不了。因为我们自古讲的是夷夏之防,中国是天朝,结果被四夷之邦击败,当然视为奇耻大辱。所以我们才开始了解西方文化不只科技器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经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学西方的政经制度。所以康梁的维新就是学西方的政经制度。这两个运\动一个在科技器物,一个在政经制度。事实上,从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发展出像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新的儒家的转型这三位明末清初的中国儒者,他们觉得宋明理学最盛,但宋明两度亡于异族,宋亡于元,明亡于清,他们发现宋明儒家太偏重内圣的修养工夫,而忽略了外王的事功创建;所以他们要把儒学从内圣转向外王去开展。但是这条路并没有走出来,因为到了清代,乾嘉走上考据之路,义理之路就不通了。所以这条儒学自我调适以求转向外王的路断了。不管是洋务或是维新运\动,都不能通向这个大流。从外王来说他们是接上去了。他们发觉中国问题是外王的问题。但是顾、黄、王等大儒的哲学,他们开出外王,是从中国本土的传统开,而曾、左、李、胡的洋务及康、梁的维新,却是通过西学开,与顾、黄、王的民族文化的大流,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大流连接不起来,所以他们的运\动是少数人的运\动,而不能说是中国的民族生命的运\动。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洪秀全当初也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后来孙中山先生很同情推重他,但是洪秀全另一方面却倡言基督教义,他用基督教义来烧毁孔庙,引起曾国藩的文化主义的对抗,曾国藩号召天下才士起来维护中国文化,导至中国民族生命跟文化生命的破裂,这是中国的悲剧。一个讲民族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从基督义教而来,要打倒孔庙,而曾国藩是汉人,他号召天下才智之士站在文化主义的立场,对抗民族主义,结果曾国藩获胜,洪秀全失败了。我们看中山先生的救国运\动,他的三民主义,老实说大半来自西方,中山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有限,他的哲学、他的心灵主要来自英伦经验主义的观点,他的人性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的进化人性观的基础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不是中国儒学的传统。所以他一直不了解王阳明,他对王阳明的批评是不相应的。因为一个不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成的学者,他没有长期在中国文化的熏陶教养中。他留学西洋,学到的西方科技器物与政经制度,如是遂以此来救中国。但是他很聪明,他没有因为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就试图通过基督教义来改造中国。我们的先总统蒋公也从来没有强调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两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来领导中国,宗教信仰是个别的。所以许多基督、天主教徒宣扬两位中国领导者的信仰,是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说的。我们崇仰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两位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中山先生的成功,在他虽是基督教徒,却不把基督教义放在前头,他以中国文化为先,民族主义讲中国传统的道德,固有的智能,以及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与世界大同的理想,这些皆从传统儒学来;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就要学西洋,所以中山先生的成功,就在他的感情和理性得到均衡和谐,他的感情要救中国而理性要求学西洋,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中,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最为稳健的,没有走向激情极端的僻路。民国成立后,有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知识分子有保皇党、保教派、国粹派,这些人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人,像康有为、严几道、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章太炎参加革命,但他是国粹派,可见理性和感情有很大的破裂,一方面要革命,另一方面又要保护中国,梁任公也从西化派转向传统派。民国成立后,为什么还有人要支持帝制,还有人要复辟?还有人要保教或保国粹呢?而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为什么?主要的是感情。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怀抱着生命根处的深情。民主宪政不是中国的,整个政经制度,科技器物都不是中国的,中国文化最后的象征是帝制,所以他们要支持维护。不仅是政经制度、科技器物是西方的,还有文化理念层次的西方宗教也传来了,引起当代中国人的反抗,所以有了儒教运\动。陈汉章组织全球性的组织,以康有为为会长,国会通过立孔教为国教,以对抗西方的宗教。用传统帝制对抗西方的民主,而感情是对中国传统的感情。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要忽略了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感情的成分。可是他们这种作法引起新派人物的反感,故五四阶段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西化,来对抗传统派的保皇、保教,这是中国人感情的纠结,所以有人说五四是理性的,我告诉各位五四完全是感情的,而且是激情的把民主科学当做是信仰,以浪漫激情,燃烧生命,去对抗传统派,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保皇、保教、国粹是感情的,五四浪漫是激情狂热的,所以中国变成火凤凰般的燃烧自己,打倒孔家店就等于打倒自己的世界,中国人就没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宇宙了。我认为保皇、保教、国粹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最后的反抗,但很苍凉的溃败下来,因为他们与整个时代脱节,只是象征性的凭吊怀古,不能有效地响应当代中国面对的挑战,所以是失败了。
  
    近代中国开始学西方,是从林则徐开始,叫以夷制夷,就是说理性上我们要学习西方,但感情上我们要反抗西方,在理性上我们知道传统打不过西方,所以我们被迫要学习西方,我们忍受屈辱去学西方,是为了将来我们要打击西方。这个叫以夷制夷。张之洞别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同样的心情。其中义和团不愿意学夷狄,也要打夷狄,就是感情上要对抗西方人,而理性上也不愿学习西方。不愿学习夷狄以抗夷狄,以血肉形躯对抗船坚炮利,那当然是很悲壮的。在近代史上他们被称为乱民、拳匪,但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义和团是中国民间对西方文化的最后反抗。它不像知识分子通过理性去学西方,而直接通过感情,以生命来担待,直接对抗西方文化的入侵。此后中国开始西化、崇洋,因为尊严已经垮了。知识分子因为保皇、保教失败,民间义和团又失败,一直到今日,老在俄化、日化、美化、英化的路上打转。所以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夷制华,本来林则徐以来的洋务维新是以夷制夷,义和团是不以夷也要制夷。但五四是反过头来以西方打中国,这大大地伤害了中国的感情。因为五四以西方文化,打自己的传统,让中国人的生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不是中国人的感情所能承受的,因此我们逐步地迫自己转向另一条路,我们要找到一条「既能满足我们感情上反西方,又要呼应我们理性上学西方」的路。可以满足这要求的就是风靡一时的马列主义,马克斯思想本质上是反西方当代文化的,反西方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斯主义本身又是西方的思想,正能满足我们理性上学西方,感情上反西方的心理要求,所以我们开始接受反西方的西方。学西方是出乎理性的判断,但感情上我们要反西方,因此我们被迫的学反西方的西方,马克斯思想就这样入主中国数十年。中共昔日土法炼钢,就是不以夷制夷的心理反映。他们为了反抗西方,忽略民生经济,导至中国长期的不进步。其实我们实在不必如此自苦的反西方,在理性上拒绝西方是愚蠢的。更不能如此走邪地学西方,以马列为教是非理性的。学反西方的西方是情感与理性皆扭曲。中山先生在感情上当然为中国,而理性上他选择学西方的道路,很幸运\的,感情与理性没有破裂,是在各派壁垒纷争中,能保持超然立场的思想家。这一点很重要,感情与理性的均衡和谐,是中山先生革命成功的原因所在。 

五、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  

    当代新儒家就在这样的格局下,面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民主科学要在中国生根落实,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基于人道主义,科学让每一个人减少劳力,免除病痛,活得更有庄严。科学有助于民主,因科学尊重证据,维护真理,科学让每一个人讲话,科学的实验与科学的心态,有助于民主心态的培养,民主就是让每一个人讲话,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看大多数的票决。一个学者的良知,就是民主的风度,让每一个人讲话,尊重事实真理,而不是诉诸权威教条,所以基于道德意识,我们知道科学的研究有助于民主心态的养成,而民主的制度有助于道德理想的实现。中国儒家传统讲道德,在道德之下要求民主跟科技,与儒家的精神是一贯的,因为儒家讲「正德、利用、厚生」,所以新儒家自觉民主与科学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问题是在如何让它生根成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生根,如何才能不引起中国人在理性与感情上的对抗或破裂?那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中国文化传统,去开出当代的民主科学。中山先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救中国的革命事业,是极为迫切的,他没有时间一如当代新儒家那样完全以学术的观点、以文化传统的观点来吸纳西学,建立当代民主,开发当代科学,所以我们认为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学术文化立场对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国事业有直接辅助的功能。新儒家力主现代化,不必通过西方宗教的文化理念,而是通过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理性来开出,这样,就可以避开感情与理性在当代的纠结破裂。到今天为止,中共还在感情跟理性的破裂中。今日我们台湾走美国化的路子,走民主宪政与自由经济的道路,但这与百年来中国反西方的感情有隔。所以我们要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义,我们讲民族主义要通过文化讲,通过文化讲即通过儒家讲。我们的情势不能依军事武力讲民族主义,我们不能跟美国决裂,也不能跟欧洲决裂;中共可以,中共几十年赖以不倒的,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感情。
  
    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是民主科学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上生根成长。第二个是如何通过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理念开民主科学,以免造成感情与理性的破裂之局。今天我们通过庄子天下篇来讨论这个问题。「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讲哲学有上下、内外之分,上下是天人之际,也就是形上学问题,即指精神的宇宙、文化的天地、心灵的世界,我们不光是生活于一个物质机械的世界,我们有我们传统的心灵世界、精神宇宙、与文化天地,我们必得将传统中国引进当代中国,立身于其中,才不会有缺憾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这是天下篇的主导观念,可用来反省当代中国的现代问题。上下之分为天人,中国讲天道,西方讲上帝,另外有内外问题,是如何以内圣的修养,去开创外王的事业。一个有良知的人,要以他的良知去吸取新知,建构制度来救中国,一个人可能很有理想性与使命感,但总得把他的生命力,他的理想抱负,化为知识,化为制度,才能救中国,这叫圣有所生、王有所成。圣是圣人的修养,王是王者的事业,内圣外王是通过庄子天下篇来说的。「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术就是方法,就是一个制度,所以不管我们说神圣明王或神明圣王,就上下两层的区分看,神明属形上价值而言,下落人间则是圣王,就内外两层的区分看,神圣是内,明王是件。就形上言,神是会发光的叫神明,神是内,神所发的光芒是明,是外。此内的神下降而为内的圣,外的明下照即为外的王,这是就人间而言。人间形而下的圣王,来自天上形而上的神明,讲人的生命要讲天人,讲人就要讲天。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要打掉天(反抗神本)。当人把天打掉时,人变为物。因为肯定天道,人的生命中就有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当不讲天道时,人的生命失落了天,人下降为物,因人有物欲。所以人的生命要能顶天立地,要有天地,那么人才是一立体生命,一有价值的生命。生命是多层次的,有感情、有理性、有宗教、有哲学各方面的价值。假如否定精神的天地,则人的生命变为平面。人不光是形,还有形而上的部分叫神明,从形而上来讲是神明,从人间来讲是圣王。  

    当代新儒家认为五四的偏差错乱,这个意思我想透过庄子来解释。五四讲科学、讲民主,然拒绝西方的宗教,又打倒孔家店,失落了文化最高的精神理念层,只有科学一层,民主变成空头。当代知识光讲内外,心研究自然物叫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物叫社会科学,自然与社会变成吾心认知的客观对象,心物的关系成为平面对列的关系,要控制、征服自然,生命变成平面的。人与自然或社会对抗,则心是平面的,但中国哲人过去并不如此说。我们说的自然是形而上的,人可像天一样的崇高,像地一样的开阔,而不是征服天地,天地是人格的典范,是生命归属的精神天地。当代科学的发展纯为理智,一往直前的作用,好像理智就是生命的全部,通过人的知识可开出一切,但知识的关系是平面的关系,心与物的关系,是对列的,把物化为客观的对象,来组织控制它,甚至心本身也被化为客观研究的对象,是则生命变为平面,所以科学方法只能研究物,用于孔子,则孔子不过是历史人物,用于历史文化,则历史文化变成历史文物,这叫科学一层论,生命变成只有一层,只有科学,其它都没有,没有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宗教信仰使人的生命往上成为神,科学研究则使人往下降为物,所以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民国十一、二年有科玄之争、科玄的论战,丁文江讲科学的人生观,新儒家张君劢先生站出来反对,梁任公支持张君劢,胡适之支持丁文江,这是人生观的论战。科学的人生观,人生一如世界,像机械般的运\转,把人的精神完全抹杀,无形的天地、心灵的世界没有了,没有形而上的精神天地,光讲下层的科学民主叫做「方术」,道术则是从形而上通贯下来,没有精神而把人的生命等同于物,把生命当做一层,不再是多重的人生,不再有美感、道德、知识的多元价值。另外所谓空头的民主,今日称之为自由主义,以宗教的狂热来歌颂民主的自由,把民主的自由绝对化,以为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实则什么叫自由?自由是由自己决定,但五四阶段的自由主义变为放任,打倒传统叫自由,否定别人叫自由,事实上自由是自己决定方向,是对自己负责,所以民主的精神在法治,法治的基础在民主,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的,民主须通过法治一客观的规范轨道来运\行。五四阶段讲科学,但一切变为物,讲民主,变为放诞的民狂,而不是在一庄严客观法治轨道中运\转,所以牟宗三先生判定五四为浅\薄的理智主义,以其失落道德精神与文化理想之故。  

    第二个、面对西方宗教精神而言,五四的大问题是它的民主科学在宗教之外,而西方的民主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西方文化是由希腊的理性、希伯来的宗教与罗马的政治法律三方面组合而成,它代表理性的思想、宗教的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建构,这是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但中国的五四讲民主科学,有理性认知,有政治建构,却遗落了西方的宗教,所以那时喊的是民主的德先生与科学的赛先生,吴稚晖先生日后再补提莫姑娘(moral),就是道德。道德在西方为宗教,在中国为儒家,而五四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西化,但却不要宗教,科学民主仅仅是一个方法、制度,人的生命不能仅依靠那个方法、制度而安立,所以一定要有宗教,五四不要宗教,只有低层次的西化,最高的精神理念层次它拒绝了。科学民主仅是一个方法、制度,不是安身立命之处。中国人的生命要有自已精神的天地,心灵的世界,有传统的礼俗,有儒家的理想,精神才有归属,才有可以依靠、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引进民主科学而拒绝宗教,马克斯便以宗教教主的姿态进入中国。宗教没有国界,没有祖国,马列主义也是没有国界,工人没有祖国,人对上帝忏悔要坦白,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要清算斗争、也要坦白,马列便以教主的姿态出现,他是工人、佃农的教主,是亚非殖民地国家的教主,他来救他们,来打倒资本家,打倒地主,打倒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马列主义就以宗教救主的姿态,风行全世界。当代新儒家正视西方宗教精神,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挫败,洋务只看到器物,维新只看到制度,未触及精神理念的层次,而五四不要中国的精神理念,也不要西方的精神理念。文化的精神理念在西方是基督宗教,在中国是儒学儒教,五四运\动视科技器物与民主制度为宗教,卒遗落了文化最高的精神理念层次,所以由西化而俄化。新儒家认为西方之所以为西方,不在民主科学而在其宗教。民主科学要能定得住,须通过宗教,在中国,要通过儒家传统文化而来。若光讲科学民主,就是只有「下」,而没有「上」,只有「外」,而没有「内」,只有「术」,而没有「道」,若迎进了西方的基督宗教,而不知归本于自家文化传统的话,虽有「道」实亦无「道」,因为文化的「道」,只能从自家开发,不能由外移植,所以新儒家要正视西方的宗教精神,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道」,舍儒家之外别无可求,儒家是当前我们能维护中国文化精神,并继续开发下去的唯一支柱。因此我们要有精神理念的主导,但不必从西方来,而当从中国传统来,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奋斗就在此。  

    科学民主为世界之共法,而在西方民主的精神依据在宗教。科学民主是「术」,宗教精神是「道」,外王是「术」,内圣是「道」。而我们的内圣、我们的神明就在儒家,所以当代新儒家认为要通过儒家来开出民主科学,就是通过「道」来开出「术」,来定住「术」,否则只有「术」而无「道」,一定会错乱。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就是民主科学如何透过中国传统去生根、去成长,如何由透过内圣而开出外王,此内圣要在儒家。另外,当代新儒家批评五四没有形而上的精神,把人、社会当做物,把多层的人生、多重的价值否定掉,没有宗教精神,科学变为科学主义的一层,民主变为自由主义的空头,这是有「术」而无「道」的颠倒。当前中共讲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科学,但现代化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民主而不在于科学,科学是没有方向的,所以进入现代化,要从民主来定住科学。民生主义的本质是科学,民权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所以要由民权来定住民生,有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等才能成立。所以中共现在光讲科学不移,因为它不能讲民主,不能讲民主,跟现代化就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要贞定现代化是通过民主来定住科学,中国的现代化要透过中国的文化理念来贞定民主与科学。在民主制度下人权才有保障,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民生均富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伦理,正是在文化的精神理念的层次,是为中国儒家的思想,用儒家的精神理念来贞定民主与科学。五四时只讲科学是浅\薄的理智主义,把民主科学当宗教,用激情狂热来推动它,而不晓得民主科学都要定于文化精神。但精神理念是要由中国的本土文化,不能从西洋的宗教来。  

    第三个、在现代文化里面,以民主贞定科学,文化贞定民主科学,刚好是由文化传统来。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即在精神理念层次的发扬,洋务在科技器物,维新运\动与中山先生的革命都在政经制度。五四表面是进展到文化理念层次,实则没有,因为它要打倒孔家店,它基本上纯粹是感情,把科技民主视同宗教般,经由狂热激情推出来,看起来好像是理性的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感情的对抗。所以新文化运\动等于是没有文化,文化应是在最高层次的,新儒家则是把五四的西化运\动转为自家的文化运\动,文化运\动要推展到最高的精神理念层次,才能带动政经制度的改革,才能推出科技器物的创作。整个新儒家落在当前中国面对西潮东渐后,政治社会的急速转型,与整个价值观、世界观的崩溃,在当代中国人失落他的世界时,新儒家为我们找到这一久已失落的世界,我们要把自己放进这个中国人的世界,才能安身立命,因为世界观开出价值观,价值观再决定政治跟人生的方向,所以新儒家的奋斗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一个派别,也不涉及宗教的排外,对于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都会有道德的敬重与生命的感动。但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要维护,正是来自于孔子所说的文化传统。「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什么?因为这是由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所以新儒家的奋斗,不仅仅是科技器物的奋斗或政经制度的奋斗,而是精神文化理念的奋斗。我们毕竟不光是要有一个政经制度健全的社会,我们还要有文化理想;我们不光是要做一个抽象地普遍的人,我们是要做一个特殊的中国人,所以新儒家是肯定科技器物与政经制度,但要通过文化理念层次来引导开展。
 
六、结论  

    总而言之,当代新儒家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求返本开新的文化运动。我们不要忽略了当代中国人的感受,这种感受决定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要避开感情的纠结,透显理性的清明,不能光靠生命的热血。感情会扭曲理性,中共就是落在这个感情扭曲理性的套子里面,我们希望中国文化在理性与感情上能得到和谐,不要破裂。倘若感情扭曲了理性,就会形成理性的盲点,这样会让中国现代化的行程仍停滞不进,不能走上堂皇大道。
  
    〔附注〕:「中学为体,西学为周」的观念,一直被误解,以至于因语意不明而引发一场不明不白的文化论战。所谓语意不明,实则是层次不清。西化派学者,反对中学为体的理由,在西学器用自有其内在之体,此即是西方科学的学统,若无西学内在之体,吾人引进其器物利用的现代化运\动,必因无本而落空。以是之故,为了有效的成就西学器用,必得「打倒孔家店」,否定中学本土之体,而「全盘西化」,就是直以西学为体,取代「中学为体」的地位  

    西化派学者最大的误谬,在不知「体」有内在之体与超越之体的两层区分。内在之体是知识制度层,超越之体是精神理念层。洋务、维新运\动以中学的超越之体,求以引进西学之用,固属不相应,因二者本不在同一层次之故。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学的超越之体,也拒斥西学的超越之体,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精神理念层,又未在知识制度层深植西学之体的内在之根,反而把科技政制当做信仰崇拜的对象,形成虚妄的精神理念,由是导致现代化观念的大错乱。此无形中以科技政制为宗教,适为马列主义以教主的姿态入主中国铺路。  

    实则,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先得消化西学内在之体,始能引进西学器物之用,未料五四运\动因认识不明,层次不清,不仅未尽其吸纳西学内在之体的时代使命,反而无端的动摇了中学本土的超越之体,造成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崩溃,与价值观的混乱,由是政治与人生的迷失困顿,遂成为当代中国人无可逃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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